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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部分城市“垃圾圍城”問題十分突出。

　　在商務部、北京市商務委的支持下，早在2015年，北京天龍天天潔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龍天天潔）就搭建了“綠貓O2O移動智能回收平臺”。天龍天天潔總經理劉權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用戶通過“綠貓”微信公眾號一鍵呼叫，填寫好地址及聯系方式后，就可在家等待回收人員上門服務，讓用戶足不出戶就能為環保作貢獻。

　　隨后其他平臺也紛紛加入網上垃圾回收服務。2019年初，安徽省合肥市城管局與支付寶合作，在合肥市推廣“一鍵回收”的線上垃圾分類回收平臺。支付寶表示，目前支付寶線上垃圾分類回收平臺已覆蓋了上海、合肥、杭州、南京等長三角地區的十幾個城市約3萬多個小區，使用人數超過10萬人，用戶的主要年齡段在18到35歲之間。

　　線下物流體系建設不暢

　　“從當前互聯網發展情況看，建一個垃圾回收線上平臺，或增加一個垃圾分類回收的入口其實比較簡單。”劉權說，關鍵是要講好“線下的故事”。

針對目前固體廢棄物和垃圾處置面臨的“總量激增、分類難推”的嚴峻形勢，一些專家學者呼吁：在借鑒歐美等國家和地區有效經驗的基礎上，利用“互聯網+”的新型回收平臺，盡快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環境押金制回收體系，首先針對飲料標準包裝物這一低附加值廢棄物，實現高效安全回收和“瓶到瓶”循環利用，打開生活垃圾分類的突破口。

垃圾分類工作面臨主要問題

當前垃圾分類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對居民的垃圾分類投放實施激勵管控時，懲罰難以確定責任主體，獎勵需要的大量資金投入難以持續；二是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的缺失，大量分散的個體游擊大軍承擔回收責任，再加上回收個體戶的城市擠出效應，導致再生資源加劇回到環衛體系，垃圾增量進一步上升；三是企業缺少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具體抓手，垃圾分類缺乏長效市場驅動。其主要原因是：兩個主體一易一難、兩個體系一強一散、兩個路徑一明一暗。具體來說，垃圾產生源的責任主體有兩類：公共機構和企業這類集中源易于管控，城鎮居民這類分散源難于追責。

垃圾分類處理要靠兩個體系來承載：環衛體系清運處理能力正在不斷加強，再生資源回收力量零亂松散。加強垃圾分類處理能力主要通過兩個路徑，政府大力投入這支“看得見的手”已有了明確的計劃，但市場驅動這支“看不見的手”還沒有清晰的系統設計。“一難、一散、一暗”的難題是系統性問題，覆蓋了產品生產、銷售、垃圾分類投放、回收等各個環節，關聯著生產廠商、城鎮居民、回收企業等各個責任主體，必須在頂層設計時關聯分析、整體籌劃、系統解決。


重構再生資源回收體系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將于2020年初步建立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明確了完善資源循環利用制度的工作任務。《十三五計劃綱要》中再次強調要實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健全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絡，加強生活垃圾分類回收與再生資源回收的銜接。

要實現垃圾分類工作的先行先試，必須抓住重構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這個關鍵，在政策創新、機制創新、模式創新、技術創新上率先垂范，分級分類制定強制措施提升再生資源回收數質量，發揮政府主導職能和企業主體地位作用實現再生資源回收的正規化管理和市場化驅動，探索“互聯網+回收”路徑拓寬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利潤空間，規范回收力量建設落實環保責任承擔，有效推動生活垃圾分類和再生資源回收的有效銜接，切實實現生活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處理。

押金制試點宜從飲料標準包裝物開始

據2015年統計，我國的塑料飲料瓶消費量已超過500萬噸（約為2000億個），北京等超大城市中廢棄塑料飲料瓶已占包裝廢棄物總量的40%~50%，加劇了垃圾圍城的現象。大部分廢棄塑料飲料瓶進入了非正規回收渠道，集中于城鄉結合部的“家庭式作坊”進行粗劣加工。一方面，“家庭式作坊”將塑料瓶這種高純度且符合食用級的塑料降級使用，大幅降低資源的價值并影響其循環再生性能；另一方面，“家庭式作坊”不具備應有的環境污染排放控制能力，生產過程給環境造成了嚴重的二次污染，同時也對正規廢棄塑料飲料瓶回收利用企業形成了強烈的惡性競爭。

以飲料標準包裝物這一品類，利用“互聯網+”的新型回收平臺，構建押金制回收體系，實現單一品類低附加值廢棄物的高效安全回收，打開生活垃圾分類回收的突破口。

飲料標準包裝物押金回收制度，就是消費者在購買飲料時需要支付一定金額的押金給渠道銷售商，渠道銷售商在采購飲料時需要將飲料瓶對應的押金支付給飲料生產企業。當消費者喝完飲料后，將飲料瓶送至自助飲料瓶回收機具或人工回收點時，押金清算中心會將飲料瓶的押金從該飲料生產企業的關聯賬戶中扣除并退還給消費者。

建立押金制回收體系是落實垃圾分類目標要求的有效手段。

在垃圾強制分類源頭進程上，押金制回收體系通過對消費者施加一定程度的強制性經濟壓力，充分發揮市場杠桿作用，使90%以上的飲料標準包裝物從生活垃圾中分離出來，進入閉環安全的回收再利用渠道，為垃圾分類持續深入提供長效經濟驅動，實現垃圾清運前端分流減量。

建立押金制回收體系是貫徹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有力抓手。

建立押金制回收體系，將生產企業、銷售企業、消費者及回收企業都納入到了產品全生命周期過程中，每個角色都分別承擔著不同環節的環保責任和義務。飲料生產企業、銷售商通過收取押金、復用反向物流、提供倉儲用地等方式，實現了EPR制度中的經濟責任和物理責任承擔。消費者通過支付押金、到指定地點投還飲料瓶并取回押金等規范行為實現了飲料瓶回收的社會化歸集，打通了回收鏈條“最后一公里”路徑。

回收企業通過建設智能回收站點、回收處理工廠，實現了廢舊飲料瓶的安全回收和正規處理。押金制回收體系通過對生產企業、銷售商、消費者、回收企業等多元主體的約束激勵，促進了EPR制度的社會化參與和具體化落實。

建立押金制回收體系是實現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建設目標的有力措施。

押金制回收體系通過建立大覆蓋、高效率的智能回收網絡，實現了精準清晰的物資回收流向管控功能，確保了對再生資源回收流向的可管可控，并將在飲料瓶循環利用產業鏈條中替代 “個體回收大軍”、“地下處理工廠”等非正規回收處理渠道的功能位置，從重構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的頂層設計上實現淘汰落后產能的發展要求，進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學化水平。

飲料包裝物押金制回收體系的建立，也將為目前普遍擔憂的快遞包裝物的回收利用找到更好的可借鑒可執行的落地方案。

　　一個完整的生活垃圾分類、回收系統包括把“干濕”分類，分類后的垃圾放進不同的垃圾桶，易腐爛的“濕垃圾”收集后由物流車輛運往廚余處理中心，制成肥料和沼氣等。塑料、紙張等“干垃圾”集中后，運輸到中轉站再次集中后，送往有關工廠循環再利用；沒分類的混合垃圾無法再利用，則焚燒或填埋處理。業內人士介紹，目前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垃圾回收，只回收“干垃圾”。

　　利用互聯網進行垃圾回收，可以更有效督促居民進行垃圾分類，并在后續垃圾處理過程中更好做到環保循環利用。但現階段，利用互聯網進行垃圾回收卻面臨不少線下難題。

　　“一個有效率的垃圾回收線上平臺及其物流系統，回收人員要能做到20分鐘左右就上門服務，或在某個預約時間上門服務；還要有可暫時存放垃圾的中轉站，以及運輸車輛等。”劉權說，就如快遞的貨物是從總倉到分倉再到配送系統。垃圾回收正好是快遞物流的“逆向”系統，從收集系統到中轉再到集中處置。但垃圾回收物流系統比快遞“正向”物流更難的是：客單價低，垃圾回收平臺和公司利潤不高，同時，線下物流體系的建設也存在不少困難。

　　“回收人員上門回收一袋垃圾，一單很可能只有幾元錢，收益很低；另一方面，1500—2000戶居民集中的地區，就需要建設一個垃圾能暫時存放、再分類的中轉站，但城市地價高，審批難，中轉站的建設阻力重重。目前，有些平臺采用租用車輛停在小區里的辦法來解決中轉問題，但人員費用、租車和停車費用都不便宜，長期運行下來發現，這種方法成本太高，也難以維系。”劉權說。

　　“一鍵回收”還需更多支持

　　劉權認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居民環保意識的增強、生活習慣的改變，以及垃圾處理技術的進步，“一鍵回收”必將成為垃圾處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實，用“互聯網+回收”的模式破解垃圾分類及回收的難題是今年兩會的一個熱點。全國政協委員、威達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桐宇說：“互聯網+回收”模式的探索，通過移動支付平臺，將居民與回收企業用互聯網連接在一起。但是，目前“互聯網+回收”模式并未發揮最優作用，全國各種垃圾回收APP雖然不少，存在重復建設現象，且各自為政，效率不高。建議通過各地政府，搭建垃圾分類回收“一網通辦”平臺，讓居民在一個平臺下單即可實現垃圾“一鍵回收”。

　　劉權表示，我國居民居住密度大，上門回收是可行的辦法。而垃圾分類和回收的最終目的是垃圾減量，不管實施怎樣的垃圾處理方式，最終的考核指標是進入填埋場和焚燒廠的垃圾數量是否真的減少了。政府應統一規劃和建設垃圾收集、轉運的基礎設施；還應建立統一的標準和有效的數據體系，從多方面支持“互聯網+回收”模式進行垃圾分類和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