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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日本的循環經濟就不得不說說日本的，日本人的嚴謹與細致是全球公認的，這為他們能常年堅持對，并提升世界的環境保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日本人認為生活不能粗糙、不能湊合，生活品質在各處細節都有體現。

         日本的緣于一場不得不打的“垃圾戰爭”。上世紀的70年代，東京被“垃圾圍城”。70%的垃圾，被直接堆在東部的江東區。數百年來，這里一直就是“江戶垃圾桶”。這場“東京式垃圾戰爭”延續了3年之久，1974年，在東京地方法院調解下，“垃圾戰爭”終于和解，并確立了“各掃門前雪”---即“各區垃圾自己處理”的總原則。今天，東京23個區建有21座垃圾焚燒廠，不僅澀谷這樣的繁華市區里有，中央區的焚燒廠離日本皇宮更是只有3.5公里。沒有焚燒廠的區，可以花錢交給別的區處理。不過“垃圾戰爭”遺留下了巨大隱患：當時的垃圾都沒有經過細致分類，而是直接拖進了焚燒爐里。



        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日本大力發展垃圾焚燒，6000座焚燒廠稱霸全球。日本空氣與土壤中的二惡英含量，也飆升到其他工業國家的10倍。1999年“埼玉蔬菜事件”后，日本政府做出了強力改變。同年7月“二惡英法”出臺，2000年1月實施。要想大幅減少二惡英排放，只有把搞嚴、搞細、搞到底。史上最嚴苛的開始了，有多嚴呢，可理解成亂丟垃圾就要破產的程度。這種嚴重的利害關系，使得以貫徹。2003年，日本二惡英排放較1997年大減95.1%。立竿見影的效果大大鼓舞了日本民眾堅持分類的信念。目前日本每年每人的垃圾生產量只有410公斤，為世界最低，比一些貧窮的農業國家還要低，這就是源頭減量。



        日本很明確、也很精細、大致分為4類：1.可燃燒垃圾（食物、紙類）；2.可回收垃圾（玻璃瓶、塑料瓶）瓶子里面的飲料等要清洗干凈；3.資源垃圾（報紙、雜志、紙箱等）；4.有害垃圾（電池、打火機、噴霧罐等）。另外，“扔”電視、冰箱等家電還必須和專業收購商聯系，并支付一定費用。大件的垃圾每年最多只能扔4件，否則需要另外付錢。更“精致”的操作是扔垃圾。以上垃圾根據地區不同收集日也不同。大致是可燃垃圾每周收2次、可回收垃圾和資源垃圾每周收1次、有害垃圾每月收2次。日本家庭的墻上通常貼有垃圾回收時間表，住戶需要在垃圾清運當天的固定時刻前，把垃圾送到指定地點，錯過時間就要等下周。在日本考察中我們發現，大多數日本人有一個習慣，如果在外面產生了垃圾且沒有遇到“合適的”垃圾箱，他們常常會把垃圾帶回家之后分類再扔掉。



大牟田市的垃圾袋

嚴苛的環境法律、深度的民間參與、專業的分析監測、就近的焚燒廠分布、長期的分類教育……這些因素，逼著日本人越分越細，值得我國國人參考借鑒。



       我國的自上而下地也推行了20年，但屢戰屢敗，解決方案終于又回到最前端的個人分類上。2017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生活制度實施方案》，到2020年底，要在包括北京在內的46個城市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達到35%以上。上海率先啟動立法，并于今年7月1日開始全面推行強制。據報道，北京也將推動學校、醫院等公共機構以及商業辦公樓宇、旅游景區、酒店等經營性場所開展垃圾強制分類，并逐步實現全覆蓋。



       與之相反，傳統環衛系統原生垃圾產生量、收運處置量越大，其獲得的收入就越高，因此除了在處置設施超負荷倒逼外，并沒有推動和減量回收的動力。這兩套獨立運行系統在源頭上存在的利益沖突，廢舊物資回收和生活的兩套系統缺乏統籌，必然降低城市、收運體系的運行效率。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上海強制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推動和回收“兩網融合”。然而，“兩網融合”并非易事。垃圾管理的條塊分割嚴重，有的歸街道管，有的歸學校這樣的事業單位管，有的是物業公司，每個系統都有各自的行事風格和禁忌，其他部門很難插手進去。除了要解決垃圾領域里根深蒂固、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要推動，最根本的還是在于人，在于每個人能否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和生活習慣。

 

日本的營商環境

7月2日，考察團員參加了EMCE 2019開幕式。本屆EMCE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針對電子交通工具、生態設計、能源儲存、循環經濟、再生利用、原料供應等展開交流與合作，團員們在展覽區與來賓洽談溝通，交流有關新能源交通創新以及再生利用處理技術等相關話題。當天中午，我們驅車來到千葉縣市原市，分別考察了中國通商株式會社與天進商事株式會社。





考察團在EMCE 2019開幕式上

千葉縣位于本州的中央部，西面隔著東京灣面對神奈川縣，東和南面都是太平洋。以千葉縣政府所在地千葉市為中心畫一個圓，除了琉球群島以外，幾乎所有日本列島都在半徑1000公里的圈內。市原市是千葉縣的一市，人口約28萬人，在千葉縣內位居第六。



讓考察團員意外的是，日本這兩家企業的料場幾乎都是露天的。金屬廢料、非鐵類、工業雜品以及塑料、銅等資源都排列得干凈整齊，沒有異味和污染，這種“露天式”堆放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按照中國的環保法律，露天堆放再生資源的原料將受到處罰。而在日本，只要不違*********規定的環保制度，企業的營商環境都比較寬松。由于企業的物流等基礎設施齊全、技術工人完備、產品品質控制到位，這些日本企業所擁有的“強項”使得政府沒有干預過多。



考察中國通商株式會社

中國通商株式會社的社長德重先生向我們介紹了其出口、回收、銷售金屬廢料、非鐵類、工業雜品、塑料、銅等業務情況，并告訴我們，因為場地有限，他們60%的原料是用于貿易，并不由自己進行加工。而另外一家天進商事株式會社則已經引進了中國寧波天地回瓏再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出產的深加工設備，對回收后的原材料進行后續加工之后再進行相關貿易。天進商事株式會社社長陳紹年表示，開始從貿易轉向部分深加工是由于中國加緊了對再生資源原料進口的政策所致。在天進商事株式會社的會議室內，針對中日兩國的再生資源產業的發展、企業的經營戰略以及政策等等話題，中日雙方的企業家們進行了深入交流，共同展望行業未來。正如陳紹年所言，相信市場有自我調節功能，不破不立；減少政府部門對市場和企業的干預，讓市場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如果市場沒有變化，新的企業就進不來，這就是機會。



考察團員們總結為一句話：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





考察天進商事株式會社

在日本的最后兩天（即7月5日和6日），考察團分別來到位于大牟田市的柴田株式會社以及位于三重縣龜山市的大紀鋁業龜山工廠進行交流學習。柴田株式會社社長齊浩先生在日本已經居住了20多年，是一個地道的“中日通”，他在日本參股了數家企業，主要從事非鐵金屬的回收、加工及貿易，同時還進行小家電和金屬的回收以及產業廢棄物處理業務。齊浩向考察團員詳細介紹了日本的營商環境及企業的經營策略，從企業設立過程、設備引進、結算賬期、分階電費、信用社會、中日市場的比較、國際貨源等多個角度談起，不一而足。他尤其強調日本企業十分缺人，由于日本的工人成本很高，因此日本企業的自動化程度相應也高，但即便如此，也是需要現場的操作工人。他希望今后中日兩國的再生資源產業能在人才流動方面加強合作。





參觀柴田株式會社

日本大紀鋁業龜山工廠是考察的最后一站。大紀鋁業一直積極拓展與中國企業在貿易、技術、裝備研發方面的合作。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在中國建立公司和辦事處，帶動了 中國再生鋁產業的發展以及中日之間的貿易往來。去年，大紀鋁業成立70周年。他們在日本國內及海外積累了鋁水直供業務的優秀業績。2012年11月龜山工廠發揮了該項豐富的經驗，啟動了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與作業性的鋁水直供業務。由于是供給多家大型汽車廠家，因此第一年度該業務約占龜山工廠產量的30%，第二年度比例再次提升。



社長邊帶領我們參觀車間，邊向團員們介紹，鋁水直供必須完全滿足客戶所要求的成分、時間、溫度、質量，因此對龜山工廠的要求也極其嚴格。另一方面，對于客戶來說，不再需要熔化鋁錠的熔化爐，從而有助于削減工廠空間，提高作業環境，并可以實現節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們在參觀大紀鋁業龜山工廠的過程中得知，在推進鋁水直供業務之際，不僅龜山工廠建立了完善的體制，另外一家叫滋賀的工廠也建立了支援體制，深得客戶信賴。與此同時，DAT（大紀泰國鋁工廠）也開始向日系汽車零部件廠家在泰國當地的工廠提供鋁水直供業務。在泰國等各國環境管制變得嚴格的背景下，預計其在海外鋁水直供業務也具有增長潛力。







考察日本大紀鋁業龜山工廠

或許有人覺得中國的營商環境不盡如人意，但據記者了解，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評估報告》中，中國位列營商環境改善最顯著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營商環境總體評價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排名第46位，較2018年上升了32位。其中，開辦企業便利度排名第28位，較上一年度大幅上升了65位。營商報告肯定了我國營商環境的進步，也指出了進一步改進的空間。世行的營商報告稱，128個經濟體在減少政府對于企業的障礙方面所進行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中小企業和創業者受益，在創造了工作崗位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私人投資的意愿。經濟學家林毅夫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是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兩個最重要制度前提。而經濟學家厲以寧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小政府，大市場”的理論，至今仍不過時，甚至是“有為政府”的一種體現，因為敢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體現了政府的勇氣、膽識和寬容。



相比中國營商環境排名的上升，日本在2019年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排名中較上年下降了5位，位列第39位。有報道認為，日本由于手續較多等原因，在“創業難易度”項目上僅列第93，還在資金籌措環境和稅制等項目上評價較低。為促進外國企業進軍日本，應當改善之處似乎有很多。不過，有研究資料表明，日本營商環境的優勢仍具有以下5點：



一是開辦企業成本在下降。二是日本員工對外企的包容性和接納度日益改善，外企可以更加容易地獲得本國人才。三是日本市場的變化，本土企業和外企合作模式的推廣使外企在日本開展商業環境的舞臺進一步拓寬。四是政府放寬了對外企的限制，優化了日本的投資環境。五是政府為改善投資環境，對外企提供更好的服務等。



有優勢就會有劣勢。據記者了解，除文化、政治等基本國情因素外，日本投資環境的劣勢主要有以下4個方面：一是政府雖致力于降低運營成本，但仍處世界較高水平。二是行政手續復雜且條目眾多。三是外資優惠政策的缺失，這與日本注重保護本國產業有一定的關系。四是對外企開展商業活動的各類限制：首先對來日工作外籍人員的資格審查限制；其次是籌集資金的限制。此外，日本金融機構惜貸問題嚴重，也增大了外企在日籌資難度。



眾所周知，法治化建設是檢驗營商環境好壞的重要標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確保各種所有制的企業都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



我國在資源回收初期的法治建設并不完善，管理也不規范。為此，我國不斷推進再生資源的“圈區管理”，在國內建立循環產業園區，對固體廢物進行集中加工處理，最大限度地避免廢物加工對環境產生的不良影響。而近年施行的環保督查嚴格力度加大，污染監測等引進了無人機、遙感技術等變得更加精準有效，這也增加了企業的環保成本。企業的本質是創造價值與財富的機器，利潤本身就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而稅收對利潤具有直接影響。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的16%稅率降低至13%，并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此次減稅的確會幫助企業減輕負擔，且其增值稅率也與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的增值稅率保持一致。但我們現在應該將注意力放在政策的落實層面，因為增值稅的減免要通過“以票抵稅”的形式進行。中國企業曾經遇到過的很多情況是，上邊的政策恰到好處，但是，具體落實時，越到地方阻力就越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時候政策在具體執行時，不僅沒有減負，反而可能通過“嚴格執法”或“靈活解讀”加大了企業的負擔。因此，考察團員們也建議加大政策落實的執行與檢查力度，還要充分考慮并制定出相應配套政策，讓企業不因減稅政策而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和負擔。



注：《營商環境報告》是由世界銀行以10項指標（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證、獲得電力、登記財產、獲得信貸、保護少數投資者、納稅、跨國貿易、執行合同、辦理破產），對全球190個經濟體在便利營商方面的整體表現進行比較。根據榜單，新西蘭與上年一樣，繼續居首。其次是新加坡、丹麥、香港、韓國。美國位列第8。



關于日本

不僅日本的動漫、壽司、武士道等文化吸引著無數人前往，那里還是一個科技先進的國家，很多人都熱衷于去那邊買各種電器，例如“馬桶蓋”或電飯煲。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日本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發達國家。當然，日本也并不是方方面面都非常“發達”，例如，他們并沒有像我國有那么多形式各樣的外賣類軟件或微信支付，只是因為近幾年中國人去日本購物越來越多，有些便利店才用上了支付寶。而網上約車、共享單車在這里是不存在的。



有數據表明，全球百強企業中，屬于日本的企業最多。雖然二戰對日本的沖擊很大，但是日本已經在二戰前具備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基礎。在二戰之后的和平年代，這些基礎和體系大放異彩，日本得到美國的資源和支援，直接就“飛”起來了，再加上日本人專注、嚴謹的性格讓他們有很高的工匠精神，尤其在制造業方面，產品質量很高，這為日本產品的出口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日本人做企業也獨到，創造了諸如豐田汽車和三菱重工等很多的著名跨國企業。



日本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很豐厚，同時也很嚴格，只要你符合嚴格的法律要求，就能得到非常完備的保障。日本在公共建設方面可謂是“體貼入微”，例如：他們的公交車在車站時會傾斜車身迎接來客，垃圾桶不是隨處可見，卻沒有垃圾，凡物整整齊齊，他們會使用加溫的馬桶和全自動化的自行車地庫等。









加溫的馬桶蓋及盥洗間的嬰兒床



洗手池直接接通馬桶的水箱，循環利用無處不在

日本的養生文化也很健康，飲食多以清淡素食以及海鮮為主。他們常用的分餐制據說是從中國傳入的，但中國實行的越來越少，在日本卻隨處可見。有的日本人還會隨身攜帶自己用的筷子，既衛生又環保。考察期間，我們享用過的各種便當豐富且可口，營養又科學，適量還不浪費。









分餐制的日本便當

在日本街上很少能見到老人帶孩子，都是媽媽們自己帶，上班的媽媽們也不例外。據接待我們的向導小娟說，絕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都是相對獨立的，父母和子女很少會住在一起，這并不是親情淡薄，老年人追求自己的生活價值，培養興趣愛好或繼續學習的大有人在。日本政府規定65歲可以退休，每月至少能拿到20萬日元左右（約12800元人民幣）的退休金，然而在高物價、高房價的日本，生活起來也不寬裕，因此趁著身體好賺點錢補貼家用。日本人平均壽命高達84歲，已經連續20年排名世界第一了，65歲確實可以算是“年輕人”。所以，日本街頭常能看到一把年紀還在各個行業努力工作的老爺爺、老奶奶們。





福岡機場偶遇年輕媽媽帶著可愛寶寶出行



為考察團服務的74歲的“年輕”司機

當考察團到達東京，看到為我們服務的司機已經74歲時（他穿著時髦的花襯衫，巨大的行李箱讓他很輕松就放進后備箱里了），我的內心充滿了對他的敬佩。在日本短短一周的考察期間，我們幾天乎天天都能在各種工作崗位上看到頭發花白的、在中國被我們稱之為“老人家”的“年青人”。他們被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老年斑暴露了年齡，但挺拔的身姿、熟練的技術、熱切的眼神以及親和的態度，都讓人感覺到不輸年青人的沉穩甚至活力。



看到老人們都如此努力認真地工作與生活，我們不禁感慨：“退而不休”這不正是另一種的“資源再生”式的生活嗎？

 

結語

考察的時間雖然不長，收獲卻不是用一篇報告所能盡述的。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參加本次2019中國再生資源赴日本考察的所有成員，以及一路陪同我們、為我們帶來優質服務的日本向導小娟女士。7天的時間里，我們共同走過9家企業，還見縫插針地參加了1個國際會議。考察團員經常清晨五點多就被叫早，帶著行李擠在車上啃著三明治趕路，一生中這樣的經歷能有幾次呢？如此這般的“奔波勞碌”也說明了我們都在迫切地為中國資源再生產業探索新的出路。



回程途中，考察團成員紛紛表示，日本的資源再生循環利用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很值得我們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認真學習和借鑒，希望今后能夠與日方展開更加深入的交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