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義上的電子垃圾，包括手機、家電、計算機等有集成電路板的電子廢棄物，回收問題_香港回收電子垃圾_很復雜。
事實上，電子產品真正跑到垃圾堆、焚燒場、填埋場的，少之又少。它通過不同環節，已經實現了回流。所以問題不在于我們的垃圾中有很多電子產品，而是這些電子產品通過什么渠道回流，會產生怎樣的問題，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和研究的。
目前電子垃圾回收，有正規和非正規兩種途徑。比較正規的，像浦東正在試點做一個電子廢棄物回收系統。只要居民把舊電器交投到指定的回收箱里，相應的積分就會打入其環保賬戶中。這個積分，不僅可以用來兌換禮品，還可以支付公用事業費、充加油卡等。而電子廢棄物，則會經過正規的、比較環保的拆解，實現資源回收。但是坦率說，這個量并不大。大多數廢棄的電子垃圾，是通過各種灰色渠道，送到了地下拆解點。
所以，電子廢棄物最可能的出路有這么幾種：一是重新組裝。比如舊的電視機、手機拆掉以后，重新組裝成二手機、翻新機，然后以便宜的價格通過灰色渠道賣出去。第二種，如果電子廢棄物已經沒有再利用的價值，那么就用強酸洗出電路板上的貴金屬。這種工藝完全屬于土法上馬，對環境的影響后患無窮。
解放觀點：有人說，這完全是制造商的 “陰謀”。明明手中掌握的技術已經到了800萬像素，可偏偏先推出一個300萬、 500萬像素的產品，刺激人們不停更新、不斷消費。而由此產生的環保 “副產品”，生產者理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您怎么看？
戴星翼：這本身是一種市場行為的選擇，不便過多指摘，但制度建設一定要跟上。其中最核心的，是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一個生產電子產品的廠家，不能賣掉就算完事，要對產品的全生命周期負責。只有當每一個生產者，對自己的產品負起責任，回收的問題才能最終得到解決。
這個制度最早是由德國發起的。比如某一家電視機的生產廠家，在建立一條生產線的同時，還要建立另一條生產線，負責回收物的拆解再利用。我們將其稱之為 “靜脈生產線”。像人體一樣，動脈負責將血液輸送至各個臟器，而靜脈則主司使血液回流心臟。回收的產品，拆解后根據情況不同，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如果零部件還是好的，符合新產品要求的，那么可以讓它回到新產品生產線上，實現循環利用。另一種情況，零部件已經過時，有些廠家就用來生產二手機，然后以很低的價格出租或者出售。最后一種情況，實在無法回收再利用的，進行分類粉碎，作為原料重新進入生產線。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回收過程非常規范，且環境友好，人們所擔心的環保問題自然也就避免了。但這靠的不僅是生產者的覺悟，而且是法律的強制要求。
在我看來，環保首先不是個教育或理念問題，而是個法律問題。否則，就會出現投機取巧者占便宜的情況。同樣一個手機，如果老老實實按照環境友好的方式來循環生產，自然要貴一點；另一個不按規則出牌的，自然就要便宜一點。而在市場上，便宜的廠家就容易占據競爭優勢。如何防止這種 “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產生？唯有法律強制每個生產者都這樣去做，把起跑線拉平。
解放觀點：中國已經有了 《循環經濟促進法》，要落實 “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有無現實操作的可能？
戴星翼：要對 “再制造”進行立法，必須根據行業特點，分門別類進行個性化規范。但眾所周知，不同產品的生產流程、生產工藝各不相同。我們畢竟是發展中國家，立法水平還沒有那么高，這是一個問題。第二，我國任何行業的生產都比發達國家要分散，雜牌林立的山寨廠商數不勝數。國外，電視機、手機就那么幾個品牌，但中國有多少？分散了以后，法律的執行成本就非常高。第三，市場組織問題。能否實現統一回收，然后分流；或者集中在幾個點上，然后針對不同廠家的產品進行分拆，再運到工廠去。德國也是如此，每個廠家建立一個回收基地成本太高，于是這些公司就集資建立專門的回收公司，問題迎刃而解。
還有就是廢棄物的價值問題。我們有個想扔的舊東西，總想賣點錢。但國外恰恰是倒過來，你要把自己的舊電器扔出去，是要付錢的。當然，任何問題放到中國就會變得更復雜。因為我們的國家大，情況差別更大，管理難度可想而知。比如，那些非常小的回收處理企業，對環境的危害其實很大，但有些地方監管能力比較弱，甚至默許這樣的經濟活動存在。這就產生一個問題：處理廢舊電器，由于小企業可以逃避污染治理的責任，所以成本非常低。說到底，不單單是一個立法問題，還與政府管理環境的制度能力有著密切關系。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能力，普遍不如發達國家。中國算是情況好的了，可即便如此，也不可能管得住那么多分散的活動。這可能還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我曾經講過，如果我們能把這些活動管住了，那么中國就是發達國家了。
